来源:学习时报 作者:王厚明
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。1950年初,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,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。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、芬兰公使,驻巴基斯坦大使,外交部副部长,驻缅甸大使,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。在任期间,他坚持求真务实,敢讲真话,妥善处理外交事务,成为著名的“将军大使”。
敢于直谏表忠言
耿飚为人耿直,性格率真,素以讲真话、敢直谏来表达对党和人民的忠诚。20世纪50年代,我国各代表团出国访问或参(展)会,有以毛泽东主席像纪念章赠送观众的习惯做法。1953年9月10日,驻瑞典王国大使耿飚经过深思熟虑,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《建议我各代表团不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》的建议。原因是他发现,在北欧任大使的3年中,所见苏联和其他各国从不送自己领袖相片和有领袖像的纪念章,仅送他们的首都风景画册等为礼品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,特别是在东欧各国,人们也不敢挂在胸前,为此耿飚提出应有所修改。
可以说,直接陈信对毛泽东指出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,是需要一定勇气的,但这正体现了耿飚敢讲真话的品格和魄力。而毛泽东不但在自己名字上画圈表示同意,而且让周恩来签发到相关各部委。之后,中国各代表团所送的礼物改为画有中国画的折扇、风光明信片和摄影画册等。心底无私,自然敢于直言;胸怀坦荡,必然敢讲真话。耿飚敢讲真话,在于他以真立身、以真谋事、以真建功,有一心为公的正气、实事求是的勇气,无愧于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、做老实人的表率。
敢于较真吐真言
耿飚的一生,始终坚持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的作风,从不考虑名利得失,不计较个人进退,勤于钻研,善于思考,践行了“三敢”的人生准则:敢讲真话、敢做实事和敢负责任。1956年,身为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经过对中巴两国间有关历史研究后发现,中巴关系史上竟然还有一个坎巨提飞地问题。坎巨提位于巴基斯坦东部,与中国新疆的南部接壤。它面积不大,本是喀喇昆仑山区的一个小土邦,中国元朝时曾派兵占领该地,并将其作为属地。后来,这个土邦的酋长宣布脱离中国,接受巴基斯坦的管辖。就是说,实际上它已不再是中国的属地。但是在解放以前印刷的一些地图中,仍把坎巨提作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。
领土归属,关系重大,耿飚对此十分慎重,与使馆人员会同相关专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。根据历史的线索,经过细致的考证,耿飚认为,坎巨提作为中国飞地已经名不副实,应该放弃这块名义上的属地,把它正式地、完全地归还给巴基斯坦。为此,耿飚回国述职时,向周恩来提出这一建议,并说这是他和使馆人员认真研究后的一致看法。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外交部研究此事,最终认可了他的建议。1963年中巴双方划分边界,中国正式承认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,并换取将克勒青河谷划归中国。按理说,国家领土涉及主权之争,一寸也不可放弃,作为外交官有捍卫国家主权的神圣职责,处理不好还会留以卖国贼的骂名,但耿飚以自己实事求是、敢讲真话的原则作风,以科学严谨的态度,认真审慎的调研,敢于对国家负责、对历史负责,既公正处理了国际历史遗留问题,又增进了中巴两国友谊。
敢于担当放诤言
耿飚敢讲真话的政治品格,既体现了他忠于职守的外交使命,也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政治担当。让耿飚声名在外的一次敢讲真话,是他在1969年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。耿飚调查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“有求必允”,但实际效果并不好。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。耿飚还发现,阿尔巴尼亚当时还存在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。
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的深切反思。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,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,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,并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。提出这种“有求必允”的援助,既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,也助长了对方的骄傲、懒惰和依赖思想,应量力而行,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援助,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、内容和方法,都要重新考虑。
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,敢说被喻为“欧洲社会主义明灯”阿尔巴尼亚的问题,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。乔冠华对耿飚大胆、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赞赏并转报中央。后来耿飚回国,李先念说:“耿飚,你胆子真不小,敢说阿尔巴尼亚的‘坏话’,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!”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,大加称赞说:“耿飚敢说真话,反映真实情况,是个好大使。”耿飚所提意见,最终被中央采纳,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。耿飚敢于直言、敢讲真话,充分彰显了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、党的事业第一、人民利益第一的人格风范。
(本文原载于2020年11月20日《学习时报》)